那个每年都为美国薪酬不平等大声疾呼的工会组织今年继续谴责华尔街和硅谷的土豪们。

近期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发布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标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35倍。Tim Cook被发现避税最多，而年薪最高的企业领导人则是国际医疗技术与设备公司Masimo的CEO Joe Kiani。

AFL-CIO是美国最大工会组织，每年都用最系统的方式呈现这些上市公司老板的薪酬，并给社会各个阶层以最直接的刺激。根据最新报告统计，Joe Kiani在2015年薪酬总额约为1.19亿美元，是Masimo集团普通员工的3234倍。紧随其后的是Horizon Pharma Pl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GAMCO Investors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对他们不熟没关系，AFL-CIO主要想告诉你这二位的薪酬分别为普通员工的2533倍和2401倍。

两年多以前，朱拉隆功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人们对贫富、薪水差距的期望值进行过调查，综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发现，人们认为CEO与员工的理想薪资比例为4.6:1，他们估计实际CEO与员工薪酬的比例大约为10:1。研究者将这一数据与CEO薪酬收入做了得比，证明说尽管大家都知道CEO收入比普通员工高，但是普通人根本没有概念这个差距有多大。

尽管像很多企业所指出的那样，AFL-CIO的调查记入了CEO的股票期权等收益，而普通员工只算了工资，巨大的收入差距也的确让人心惊。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差距是社会分工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绝对的薪酬平等反而会来带灾难。

还记得那个强制推行薪酬平等的CEO——Dan Price吗？去年4月，他宣布要在未来三年将每个员工的基础工资提高到每年至少70000美元。为此他用掉了公司年盈利额的70%-80%，并且把自己近100万美元的年薪降低到跟员工一样。

结果之后的五个月内，公司联合创始人起诉了Price认为他侵犯了自己作为少数股东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员工也没有领情。相继辞职的核心员工认为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肯定，就连因此而受惠的低薪员工也觉得自己在新人面前丧失了优越感。推行薪酬平等的Price大概没有预料到这个举措不但没有让员工幸福感得到提升，反而让整个公司士气沮丧。

因此，要重申AFL-CIO所坚持的“经济正义”是谴责企业使用墨西哥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压低用工成本而非单纯反对CEO们的丰厚薪酬。相反，企业领导人有理由拿比普通员工更高的回报，一部分原是因为他们承担了更多责任，做出更大的社会贡献。

就在去年Joe Kiani享受全美最高薪酬的同时，他对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群体做出的贡献也得到《SafeCare》的肯定，当选该杂志年度人物。这一殊荣意在对那些为改善全球患者安全和医疗保健品质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进行表彰。《SafeCare》杂志创始人Yisrael M. Safeek博士认为，25年来，Kiani的创新已革新了外科学和危重治疗医学。他说：“如果有哪个人能够在2020年之前将可预防死亡例数降至零，那绝非Joe Kiani先生莫属。”

德鲁克曾说，当CEO与员工收入比值大于20:1时，就会导致员工们忿忿不平，从而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样的忿忿不平来源于投入与回报之间比率的不平等。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行为学家J.Atacy Adams是公平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个人努力所得到的绝对报酬量，而且还关心别人的报酬量之间的关系，即相对报酬量。简单讲就是个人：结果/投入=他人：结果/投入。

“企业正在解决两个问题：一，薪酬不公；二，高管和一般员工薪酬之间的巨大落差，”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维尼·格威 (Wayne Guay) 表示，“经济不公平问题指的是，体系内的偏见导致员工因为他们的性别或年龄而不能获得公平的薪酬和晋升机遇。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公司因此失去优秀的员工。第二个问题更多的是认知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

从1980年代开始，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美国标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平均薪酬相对非管理层员工的比率从50多倍扩大到300多倍。也是在这一期间，微软、波音以及之后的亚马逊共同引领了一个西雅图，硅谷改变了一个时代。相反，如果土豪们占有了更多社会资源却不肯承担相应责任，占领华尔街的行动还有可能重演。